堅定信念、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敢闖新路、民主團結。
遵義會議精神的內涵及其當代價值
運用好遵義會議歷史經驗 讓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遵義會議精神：燭照征程 永放光芒
遵義會議精神：歷史轉折 歷久彌新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子尹路黔軍師長柏輝章公館二樓會客室召開，參加會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云、朱德、秦邦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凱豐（何克全）、鄧發；擴大參加者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李富春、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出席會議的還有《紅星報》主編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其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與會者共20人。
會議圍繞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而展開。
會上，首先由秦邦憲（博古）代表中央作《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即主報告。他在報告中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咎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強大，白區革命運動薄弱，各根據地之間配合不好等客觀原因上。而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缺乏認識，并為之辯護。
接著，周恩來作副報告即軍事報告。周恩來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兩個報告之后，張聞天根據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的提綱在會上作批評“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亦稱“反報告”。張聞天在報告中列舉事實，說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后遭到嚴重損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德、博古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違背紅軍過去在長期作戰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則所造成的。
張聞天報告之后，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毛澤東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造成的。指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紅軍應采取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左傾領導人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與紅軍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勝利的戰略戰術基本原則完全相違背。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
王稼祥在會上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明確提意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朱德在會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他說：“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會議開了三天，作出四條決定：（一）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這是陳云寫的《(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記載了遵義會議作出的四條決定。
遵義會議后，1935年2月5日，中央紅軍轉戰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的茍壩，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亦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毛澤東又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至此，遵義會議后的組織調整工作便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在中央大多數領導人覺悟的基礎上，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左”錯誤路線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恢復了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在極其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的偉大意義和深刻啟示
何毅亭
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來說，是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中央蘇區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并實現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戰略轉移時，“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前夕，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軍圍追，陷入被動挨打、瀕于全軍覆沒的危機。
在這個極其危險的歷史關頭召開的遵義會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對紅軍長征的勝利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義會議首先著重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使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成為長征走向勝利的關鍵一步。遵義會議前的“左”傾錯誤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動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又有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于當時處于戰爭環境，軍事路線的錯誤直接關系到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而且這些錯誤已為中央大多數領導同志所認識，也為廣大紅軍指戰員所不滿，糾正的條件已經成熟。遵義會議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集中力量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會議明確指出，由于“左”傾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造成了紅軍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在退出蘇區后繼續遭到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后，紅軍恢復了過去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作戰的正確原則，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
第二，遵義會議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提供了根本的組織保證。遵義會議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隨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在當時戰爭環境中，這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由遵義會議開始的這些組織措施，對于推動黨的路線轉移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對于保證黨中央重大決策的貫徹執行，取得紅軍長征的最后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長征途中，張國燾實施逃跑主義，企圖分裂黨中央，給黨和紅軍帶來了嚴重損失。但由于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堅決斗爭，使得張國燾的錯誤沒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終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保存了包括紅四方面軍在內的整個工農紅軍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義會議后我們黨更加自覺地從實際出發選擇戰略轉移的方向，這對于各路紅軍會師西北、促進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遵義會議后，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在戰略轉移過程中，先后有一個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陜甘發展的戰略方向變化過程，直到最后決定以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戰略轉移方向的調整，完全是根據當時軍事、政治、地理、居民條件和全國形勢的發展作出的，其最終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進陣地。遵義會議后隨著各路紅軍戰略轉移的相繼完成，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陜甘地區的紅軍勝利會師西北，實現了黨中央對全國紅軍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這對于開創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至關重要。
歸結起來說，遵義會議是紅軍長征中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我們黨對在黨內占統治地位長達4年之久的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糾正乃至對整個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以這次會議為開端的。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黨內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這次會議為標志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從這次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我們無法設想，沒有遵義會議，紅軍長征會是什么結果；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會是什么情況。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時指出的：“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說，我們黨和黨領導的事業，至今還在享用著遵義會議及這次會議延續和拓展的偉大成果。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深入研究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有助于我們深刻了解我們黨90年不尋常的奮斗歷程，從而全面地把握現在、正確地開創未來。胡錦濤同志強調，要把學習中國革命史與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緊密結合起來，與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從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加深對我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解和認識，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揚光大我們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光榮革命傳統。聯系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歷程，從遵義會議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重要啟示。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與時俱進地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表明，黨的理論和路線正確與否，是關系全局、決定一切的。黨要形成正確的理論和路線，關鍵在于深刻認識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和掌握中國國情，并把兩者正確地統一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之中。歷史事實表明，紅軍長征前中國革命的局面是比較好的，黨的組織和紅軍隊伍都曾發展到30萬人。這樣一個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壞掉，紅軍之所以被迫進行長征，從內因來說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既不真懂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國實際，照搬書本和外國經驗導致的嚴重惡果。劉少奇同志在總結黨的經驗教訓時曾說：“中國黨的組織能力并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被人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中國黨過去的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敗”。這是“過去歷史上我們最吃虧的地方”。這些話思想深刻、耐人尋味。這里所說的“指導上的失敗”，就是指黨在理論和路線上發生的錯誤。遵義會議是我們黨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問題的會議，由此中國革命開始擺脫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而顯示出無窮的生命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形成了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這“四個基本”來之不易，其中蘊涵著包括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在內的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在未來的征途上，無論遇到什么困難和風險，我們都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這“四個基本”，堅定不移地沿著毛澤東同志開始探索的、鄧小平同志開辟的、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和發展了的、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繼續堅持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和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創造精神。這是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根本保證。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必須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愿的黨內民主制度，不斷增強黨的蓬勃活力和團結統一
遵義會議前相當一段時間，黨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特別是黨內流行家長制和懲辦主義，動輒實行所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危害很大。遵義會議樹立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會議一方面對“左”傾路線的嚴重錯誤進行嚴肅認真的批評，并從組織上作了調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單純地追究個人責任，而主要是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團結同志、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為后來堅持和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寶貴經驗。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也是黨保持和發展先進性的根本制度保障。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民主集中制執行得不好，黨是可以變質的，國家也是可以變質的，社會主義也是可以變質的。這些話言簡意賅，深刻指出了實行民主集中制對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極端重要性。歷史和現實表明，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關鍵在于加強制度建設，這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必須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體制度，使民主集中制真正制度化、規范化，從而構筑起防止個人專斷或極端民主化的堤壩，切實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權、用制度管事。這應當成為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的根本著力點。當前，應當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基礎，以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和黨的委員會制度為重點，從改革體制機制入手，建立健全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愿的黨內民主制度，保障黨員充分行使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在黨內生活中，應當大力倡導講真話不講假話、言行一致的優良作風，進一步營造敢講真話實話心里話的氛圍和環境，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必須堅持崇高理想不動搖、革命意志不渙散、奮斗精神不懈怠，始終不渝地為實現黨的基本綱領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斗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是我們黨具有先進性的根本標志，也是我們黨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動力源泉。遵義會議前雖然黨和紅軍的處境極度危險，但因為從上到下都保持著對中國革命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所以黨和紅軍能夠臨危不懼、遇難不餒，理智地總結教訓，積極地尋找正確道路。遵義會議后，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面對嚴酷無情的自然環境，面對絕地斷糧等生死考驗，紅軍指戰員能夠坦然面對、威武不屈，說到底還是因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激勵著他們。肖華同志創作的《長征組歌》這樣寫道：“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扎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這段歌詞，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對于紅軍取得長征勝利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們正在從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偉大而艱巨的開創性事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矛盾和風險。特別要看到，當前我國處在具有巨大發展潛力和旺盛發展活力的“發展機遇期”，同時也是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困難和風險不少的“矛盾凸顯期”。隨著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人們受各種思想觀念影響的渠道明顯增多、程度明顯加深，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這對于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會形成這樣那樣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對黨員加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教育，尤其需要在全黨大力弘揚長征中紅軍指戰員對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對黨和人民無比忠誠、對革命事業鍥而不舍的偉大精神，以此激勵廣大黨員以高度的自覺，滿懷信心地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懈奮斗。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必須建設一支始終聽黨的話、跟黨走，忠實執行黨的政治任務、具有強大戰斗力的人民軍隊
中國革命走的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獨特道路。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人民的一切。長征中，紅軍之所以能夠經受住殘酷的戰爭環境、惡劣的自然條件和復雜的黨內斗爭等多重考驗，創造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觀，最重要的就在于黨中央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牢固確立和貫徹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我們說遵義會議意義重大，大就大在這次會議在危難的關頭挽救了紅軍，保存了中國革命的精華。
中國人民解放軍自建軍以來，走過了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走過了和平環境中建設、改革的不平凡時期，始終與人民同甘苦、共患難，始終是接受黨的絕對領導的人民軍隊。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新軍事變革方興未艾。胡錦濤同志站在政治和戰略的高度，明確提出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這“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是對新形勢下軍隊地位作用、職能任務、發展目標的高度概括和科學總結。人民軍隊歷史使命的與時俱進，要求軍隊一如既往地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自覺地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推進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和制度，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觀點，更好地確保黨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牢牢掌握軍隊，確保軍隊一切行動聽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揮。這是確保軍隊打得贏、不變質，更好地履行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的根本保證。
遵義會議啟示我們，必須在實踐中形成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必須堅決維護中央的權威，以確保黨的決策正確、有效地實施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主義歷來充分肯定人民群眾在社會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和在歷史進步中的最終決定作用，同時也十分強調發揮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人物的作用。列寧指出：“培養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既要最充分地發揮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力，又要最明確地維護黨的領導集體的權威和作用。這是黨的事業發展的客觀需要，是實現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對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來說，尤其需要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同志在談到歷史上黨中央的領導狀況時曾說：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遵義會議前后的歷史比較和對我們黨90多年實踐的分析總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黨正是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正是在這樣的領導集體的領導下，經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前赴后繼的艱苦奮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歷史性成就。如果沒有這樣的堅強領導集體，黨和人民的事業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的勝利。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國際局勢復雜多變和國內改革發展任務艱巨繁重的情況下，緊緊依靠全黨全國人民，緊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在理論上有新發展，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在實踐上有新創造，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贏得了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的信任和衷心擁護。今天我們回顧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艱苦奮斗、開拓創新，繼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